权力继承的危机
从考古遗迹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其中权力与宗教的关系，
掌权者所居同时是祖先神主所祀之地。因此我们应该从这结合血族、权力与宗教的地方，
开始我们对礼义的探讨。这就是封建中的宗法体制。
「宗」的甲骨金文作「屋下人人示」，本义为藏神主的居室。 宗也就是庙，
凡祭祀可追及始祖的称「大宗」，相对于大宗祖庙的称「小宗」，
只祭于寝的士庶人则无宗。每一祭祀，除主祭的族长外，还有族人与祭。
可以与祭者称同宗，这套分别宗族成员的方法即「宗法」。
原来有土有权，人们称之为君子的统治者，
在宗法的价值标准下，他们算是有德有位。
当殖民扩张停止，原本凭着血族身分可以分享政权的贵族子孙，
仍然是血统上的贵冑，却丧失了分享权位可能。
贵族子弟在教育资源稀有的时代，比平民较可能有贤能之德，
因此当贵介子弟不再分得到权位，就造成了德位不一致的情形。
德与位皆为生存秩序的准则，欲明易传所谓之吉凶，
必须先说明生存权力的正当性基础。
《春秋左氏传》纪录着春秋时代权力递嬗的轨迹。
隐公元年
「隐公元年」左氏传论述一个国君权力危机：郑武公娶申國的女人「武姜」，
为他生了两个儿子「寤生」与「段」。
母亲虽然对两个儿子情感不同，偏爱晚生的段，而讨厌长子寤生，
但是却无法改变权位继承的次序。
由此可知，当时邦国，仍然尽量遵照出生的顺序（伦理），
来决定权力继承的秩序。但是继承权权力的来源，似乎有些混淆。
权力继承的法则借着父母的形象，赋予子嗣。
因此作为权力传承媒介的父母似乎因为监管这权力，
所以分享了权力属谁的决定权。
因为在这一层次产生意识的模糊，「武姜」想影响武公，
将权位传给共叔段。当这个企图失败之后，
她还是试着让所爱的儿子获得实质的权力。
城邑是权力的枢纽，所以武姜希望郑庄公将「制」城封给段。
庄公很明确地说「制，岩邑也。虢叔死之。」
从古代建都原则「向山左右，经水若泽」来看，
应该是一座十分足以巩固权力的城邑，因此易于诱发城主的叛乱的欲望。
庄公忧虑一旦「段」被封于制邑，会因背叛国君而生战乱，
所以拒绝了母亲的请求。如此说明了城邑的关键地位，
以及权力继承的伦理原则与实际。
共叔段的不臣之心，就由他筑城的规模显示出来。
所以庄公的臣子会以共叔段建都的规制，警告庄公。
庄公固然明知共叔段的野心，
但是却只能以「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心态，无所作为。
父母中介了权力的继承，因此也获得权威，
使得庄公不愿忤逆母亲的意志，但是也造成了郑国的分裂危机。
庄公不愿背负不孝不友的罪名，
所以宁可等叛乱的征候扩大到分裂的危机一触即发，他才征逆讨叛。
《左传》因为庄公纵容共叔段的坐大，
不能适时告诫亲弟弟的不义，以致共叔终因自己的罪行而丧亡，
「讥其失教」。但是，《左传》又肯定庄公原谅其母的孝行。
孝友作为评价当权者的标准，可见权力继承中伦理的因素。
然而究其根本，仍不脱天命的统绪。
《春秋左氏传》引《诗经‧大雅，既醉》：「孝子不匮，永锡尔类。」
这句诗所祝福的「君子万年」，重点在于祈求天佑族姓的存续繁衍。
天命既然是周初以来的权力的根据，向天祈求孝子，
目的在族姓的成长，以及权力的继承。
________ 李霖生 醫學哲学：《身体野生思考》下卷 权力继承的危机之隐公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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